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林则徐的外甥沈葆桢出任广信（上饶）知府。当时太平天国和清政府正处于僵持阶段。八月，石达开麾下一员猛将率数万义军连克数城，对广信形成合围之势。沈葆桢临危不乱，采取攻其不备、袭扰辎重的战术，七战七捷，将这支义军打得晕头转向，灰溜溜地撤退了，此战后，沈葆桢名扬天下。

石达开见手下的猛将打不赢沈葆桢，决定亲自率兵攻打广信，次年三月，石达开兵临广信城下。沈葆桢不敢轻视，亲自率兵顽强抵抗，双方激战数日后，石达开只能认输，调头去了浙江。

沈葆桢和大多数晚清时期的重臣不同，在镇压农民起义时，其他人只要不影响自己辖区的治安，大多是出工不出力，沈葆桢从始至终表现得都很强硬，并且，他在维护中华道统以及国家主权方面的态度也非常坚决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时，就遇到了一桩教案，当地民众与法国传教士爆发了严重的冲突，教会的店铺和房屋都被砸毁了。沈葆桢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，但迫于朝廷的压力，他也不得不象征性地处罚了带头的几个民众。将赔偿金从7万两一直压到了1.7万两，并拒绝向教会道歉。

后来，他主持福州船政局期间，指出要拯救中华，必须发展自身的工业制造能力。在船政局自制出第一艘轮船“万年清”号后，法国监工、领事百般要挟要让法国人来领航，沈葆桢毫不退让，也正因为沈葆桢的坚持，才保住了马尾的“港口权”，他赞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策略，但也清醒地看出“师夷长技”只是手段；“制夷”才是最终的目的。

在甲午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侵略台湾时。沈葆桢认为民心可用，内忧不足虑，当务之急是肃清外患。于是沈葆桢上奏朝廷：“如果民间遭到日寇的荼毒，官府必须义正辞严加以讨伐，官民同命，草木皆兵，那么，日寇再怎么居心叵测，我们也不用怕。”

沈葆桢能够得到朝廷的快速提拔，也和曾国藩的举荐不无关系，只是后来沈葆桢真成了封疆大吏后，居然没有任何表示，甚至连联系都很少有，倒不是沈葆桢忘恩负义，而是因为他完全忘了这件事。

朝廷从同治元年五月开始围攻天京，到同治三年七月才攻克天京，前后历时两年多，在此期间朝廷没拨一两银子，各路大军的军饷全都靠江南数省的调配。这段时间，曾国藩的权力非常大，江、浙、赣、皖等省的财政收入全都由曾国藩调配，但没有一分钱是从江西送来的，全被沈葆桢花了，他自己也得办团练、恢复民生，江西也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灾区。

沈葆桢为了治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也不准手下给曾国藩送钱。江西九江道台好不容易筹集了三万两银子准备送往前线，沈葆桢知道后，立马下令将钱扣下，运回南昌，如果违背，革职查办。道台左右为难，只好各给一半。沈葆桢知道后将道台骂了一顿，逼着他去曾国藩大营把钱要了回来，沈葆桢因为此事，没少被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们指责。

沈葆桢混迹官场三十余年，平乱、保台、造船、建设南洋舰队，作为封疆大吏，每年他经手的银子动辄数十万两，晚年他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筹款上。按理说沈葆桢应该不缺钱，但他家里却雇不起下人，妻子还要亲自下厨。他的儿子想要买一套院子，沈葆桢回信一封让儿子安分些，沈葆桢死的时候“布被旧衣，一如寒素，不名一钱。”

图一沈葆桢